摘要：匾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一种符号，它集文字、印刷、雕刻、色彩于一体，用中国文化的诗、词、书、印与古建筑艺术结合在一起，以凝练的文字、高超的书法、深刻的寓意得以传承，而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近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牌匾文化也逐渐收到广泛的关注。有鉴于此，文章就重点对牌匾文化的历史发展源流因在日常学习中的接触与整理而谈谈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匾额；文化；历史
一、匾额的概念
关于匾额早在《说文解字》中：“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二下《册部》：“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
也。”，第４８页；《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徐铉校定，中华书局，1963年12月。]]匾额中的“匾”字古也作“扁”字匾额中“额”《说文解字》字亦作“额”，即悬于门屏上的牌匾，由此可见匾额即牌匾，历史上也有其他说法：竖为额，横为匾，临时文献中也多见将牌、匾、额三字合在一起的如：牌匾、匾额、牌额的合称，也有将其分开的单称，但无论其如何，发展至今基本统称为匾额。
二、匾额的历史源流
匾额在在我国历史发展悠久，据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暑门户者，秦书八体，六曰暑书。暑书，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阙。”[[[]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四卷第二篇下《册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６页。]]，《笔阵图》亦就此事作了叙述[[[]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06引载羊欣《笔阵图》：“前汉萧何善篆糟。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由此可见，匾额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产生。
汉代统治者为加强统治，大力推崇如家思想，匾额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备受重视，《太平广记》中就有著名的书法家韦诞题写匾额的记载：“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是说当时韦诞题台名时，有一点的位置上下写得不得当，并就地纠正，事后因被认为“点”的位置题写不当感到害怕，并告诫子孙不要练习大字楷法。由此，汉代统治者对于匾额题写的重视我们可见一斑。另外，汉时官方也会以匾额旌表奖励民间贞洁妇女及好义等有德行之士[[[]南朝.范晔：《后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魏晋时期，汉代以来的统一局面被打破，思想上虽然提倡汉代以来的儒家思想，但由于政治的动荡，佛教、道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儒家思想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当时豪强庄园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文化在我国历史呈现繁荣局面，匾额的题写在当时备受王公贵族的热衷，《太平广记》：“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及使刘瑰以八分书之，后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从这段孝武帝让王献之题写匾额被拒，又使刘瑰八分题写及至又让韦昶改为大篆，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层对于匾额题写重视，作为最高层统治者尚且如此，其他社会阶层可想而知，不过有一点应该值得注意，魏晋时期延续了汉代后期以来豪强庄园经济，进而发展成为魏晋时期的士族庄园经济，魏晋政权可以说是建立在这种庄园经济基础上得，在当时士族阶层主导者社会，因此，魏晋文化的繁荣是士族阶层文化的繁荣，所以这里说的“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是指王公贵族以外的其他士族阶层。
匾额发展至唐宋，社会政权稳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匾额亦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宋代匾额可以说是匾额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匾额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古建筑，唐代距今历史时期较长，古建筑主要为木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极易受腐蚀，加之战争、政治等因素，保存下来的极少，因此，唐代的匾额实物保存下来的极少，关于唐代对于匾额文化的重视，可以从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一文反应出来，他所写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在表达其在匾额题写书法的同时，更从侧面反映出统治阶层对匾额书法的重视，而且，唐代由于里坊制度的初步打破，这种之前被贵族阶层主导的匾额文化开始初步走向商业化，出现招牌匾。
宋代匾额文化得到极大发展，由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经济的发达，唐代以来初步被打破的里坊制度进一步被打破，在新的城市建设制度下，街坊开始出现，大量适应城市商业经济的商铺也大量涌现，作为匾额文化中的重要品类如：招牌匾等商业匾额被广泛运用，而且，在当时不仅统治阶层重视匾额的题写，民间也多以题写匾额相互赠送以表达情谊。反映宋代匾额文化的记载多见于文献中，《邵氏闻见录》卷一：“帝一日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宋.邵伯温；李剑雄；刘德权校注：《唐宋史料笔记叢刊·邵氏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帝”即宋太祖，“明德之门安用之字？”可见其对匾额题写重视，又《程史》卷十·刘温古：“初吴山有伍员祠瞰阛阓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货为匾额，金碧甚多。”[[[]宋.岳坷，吴敏霞校注：《历代名家小品集.程史》，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文中虽记载伍元祠匾额之事，但从中可以看出以题写匾额捐、赠在当时已屡见不鲜。再者从现存著名的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反映北宋风俗----《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诸多店铺招牌，如：“赵太丞家”医药铺首悬挂横匾“赵太丞家及四块竖匾--治酒所伤良方集香丸”、“孙羊店”、“李家输卖”等，宋代商业招牌匾额题写之多由此可见。也正是因为宋代匾额文化的发达，对于匾额的制作之法也有了专门的叙述，宋代著名建筑学家李诫《营造法式》一书中就如何制作匾额做了详细说明[[[]宋.李诫：《营造法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明清时期匾额，特别清代匾额是目前我国古代匾额保存数量最多，也是分布最为广泛的，这一时期匾额文化历经汉、魏晋、唐宋的发展已相当盛行，匾额文化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皆备受推崇，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阶层，匾额是楼、亭、台、阁、馆、堂、轩、榭等等建筑装饰中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匾额的形制至此也极为完备，特别是清代既有以长方形或近方形为主的式样，亦有以此为基本式样，应与其悬挂的建筑物搭配的需要而衍生出的诸多式样，关于清代匾额的式样，李渔的《闲情偶记联匾第四》有明确的记载：“册页匾：用方板四块，尺寸相同，其后以木给之。断而使续，势取乎曲，然勿太曲。边画锦纹，亦像装演之色。虚白匾：‘虚室生白’古语也。且无事不妙于虚，实则板矣。用薄板之坚者，贴字于上，镂而空之，若制糖食果馅之木印。务使二面相通，纤毫无障。其无字处，坚以灰布，漆以退光。侯既成后，贴洁白绵纸一层于字后。木则黑而无泽，字则白而有光，既取玲珑，又类墨刻，有匾之名，去其迹矣。秋叶匾：御沟题红，千古佳事取以制匾，亦觉有情。但制红叶与制绿蕉有异蕉叶可大，红叶宜小匾取其横，联妙在是。是亦不可不知也。”匾额的制作材质也愈加丰，不仅仅局限于各类木质材料，也有石质、铜制等材料，石质匾额多内嵌于建筑物门额或其他地方，清代为加强对妇女性观念、行为的约束，为“贞节”之女修建牌坊用以表赞，这种牌坊的上面多见石质匾额。另外，一些标识地名的牌楼门等上也可见石质匾额，金属质地的匾额数量极少。匾额的制作工艺亦愈加繁缛，雕刻中的透雕、镂空雕也广泛的应用于匾额制作中，有些带花边的匾额，其花边即是用透雕与镂空雕的技艺制作而成。
其次，匾额的功用在这一时期也更多，不仅有指示标识的功能，也有商业广告功能。除此之外，匾额亦有推崇教育、明志、弘扬宗教教义的功能等等，关于匾额的功能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综前所述，匾额自汉代出现至明清，在这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匾额文化逐渐被各个阶层所热衷与推崇，它集书法、雕刻、装饰等于一体，与中国古代建筑相结合，以中国所特有的诗、词语言蕴含丰富的内涵，渗透至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从而成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匾额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载体，对于匾额文化历史的探讨，不仅可以是我们对匾额文化本身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于匾额文化所处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研究有所帮助，亦对匾额的保护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二下《册部》：“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也。”，第４８页；《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徐铉校定，中华书局，1963年12月。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四卷第二篇下《册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６页。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06引载羊欣《笔阵图》：“前汉萧何善篆糟。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南朝.范晔：《后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宋.邵伯温；李剑雄；刘德权校注：《唐宋史料笔记叢刊·邵氏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宋.岳坷，吴敏霞校注：《历代名家小品集.程史》，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宋.李诫：《营造法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清.李渔，江巨荣，卢寿荣校注：《明清小品丛刊闲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1]赵广超.笔记《清明上河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12]林声，《中华名匾》，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薄圣亮；朱艳枝《匾额文化初探》，《文史月刊》中国文史出版社成都，2006年02期。
[13]林声，《中国匾文化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06期。